同任何服務一樣，預約掛號服務也要有規矩，有一套游戲規則，例如設定收費最高標準、強制執行預約掛號與其他“增值服務”的分離、設立市場進入準則等等。政府的職責就是制定游戲規則并執行規則，即擔當立法者和裁判員，而不是禁止新的“游戲”。

　　衛生部《關于在公立醫院施行預約診療服務工作的意見》發布了。《意見》明確規定：“公立醫院不得與任何社會中介機構合作開展向患者收取費用的預約掛號服務。”但衛生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醫院可以與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但收費不得高于物價部門規定的標準。”(10月13日《北京晨報》)

　　說實話，無論是《意見》中的規定，還是有關報道，都令人一頭霧水。

　　到底是哪個算數，恐怕民眾是搞不清楚的。唯一能清楚的是，到底是否允許第三方參與，有關的爭議還會繼續。不允許，不少人會質疑醫院自身或政府提供免費或低收費預約掛號的可行性、效率和服務品質；允許，不少人會質疑這是“黃牛”的合法化。《意見》中模糊的措辭，似乎是為各種可能的實踐留下空間。

　　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地方政府禁止第三方參與，有些地方沒有禁止。在沒有禁止的地方，提供預約掛號服務的社會中介機構學乖了，紛紛采取預約掛號本身免費或者象征性收費(例如福建省健康之路只收費1元)的“公益性”策略。目前，多數參與這項服務的第三方都不是慈善組織，那它們靠什么生存發展呢？答案是“自愿性增值服務”。

　　對此提出質疑的人認為這是“黃牛黨”的合法化。在質疑者看來，無論何種形式的“黃牛黨”都必須加以消滅。筆者也是普通民眾，自然痛恨“黃牛黨”。但我們在企圖消滅“黃牛黨”之前，需要先想一想其產生的根源。

　　在醫院，黃牛存在的根源，是優質醫療服務的短缺。那么，短缺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歸根結底在于政府的不當管制。政府把醫療服務的價格(或收費標準)壓低，造成高水平的醫生們也不能靠自己的醫術獲得合理的高收入。在這樣的情況下，聰明的年輕人自然不會選擇上醫學院，造成普通醫生不多，有名的醫生更是愈來愈少。

　　名醫少，求醫者多，自然一號難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要求醫院低費甚至免費為求醫者提供預約掛號服務，相當于讓醫院貼錢送大禮。讓人家365天都貼錢“做好事”，這怎么可能？

　　實際上，很多公立醫院不愿意自行運營低收費的預約掛號服務平臺，道理就在這里。政府的強制命令可以收效于一時，但絕對不可持續。那么，讓社會中介機構在合理收費的情況下提供相關服務，到底好不好呢？這取決于收費的合理性以及政府管制的嚴格性。對民眾來說，預約掛號要比排隊掛號更方便，享受了方便的服務但不愿意多付錢，天底下沒有這個道理。但是，同任何服務一樣，預約掛號服務也要有規矩，有一套游戲規則，例如設定收費最高標準、強制執行預約掛號與其他“增值服務”分開、設立市場進入準則等。政府的職責就是制定游戲規則并執行規則，即擔當立法者和裁判員。

　　假如政府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當立法者也不當裁判員，而是干脆取締了某項新的“游戲”。那么，到頭來，民眾恐怕也就無法享受新游戲的樂趣，而只能回到老游戲之中，乖乖地到醫院排隊掛號了。

　　（顧昕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