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新聞熱點事件，常常發(fā)生“輿論反轉”現象。事件公布的最后真相，往往與此前引發(fā)熱議的說法大相徑庭。

　　真相還在穿鞋，謠言已行千里。的確，在輿情的流變過程中，有關部門應急措施不當、輿情反饋不力，是導致輿論不斷激化的關鍵原因。若能及時發(fā)布權威信息、有針對性地開展輿情引導，一些傳言、謠言就很難有市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種輿論熱點事件形成、發(fā)酵和傳播過程中，“標簽化思維”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種標簽化思維，是人們習慣以“貼標簽”的方式，用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某個群體、某類事物的刻板印象，評判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在一系列輿論熱點中，許多人在對事實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就草草做出評判，原因在于受非白即黑、以偏概全的標簽化思維所累。

　　標簽不是輿論的原罪，它是輿論自帶的基因。在日常交往中，人們習慣借助各種標簽，了解和評估某個對象或某種事態(tài)。這些標簽包含特定價值和行為判斷，在很大程度上節(jié)約了人際交往成本。人們不用為了某個對方不太熟悉的事物多費口舌，只需要用一個彼此熟知的標簽，就能讓對方茅塞頓開。周恩來總理當年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把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介紹成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下子就讓外國友人心領神會。這就是巧用標簽的典型事例。

　　標簽能夠輔助認知，但這并不意味著，凡事都應該進行標簽化認知、標簽化思考，甚至養(yǎng)成一種標簽化思維習慣。同時還應當看到，由于輿論的推波助瀾，標簽化思維正愈益展現出非理性、情緒化的特征，反過來又惡化了輿論生態(tài)。

　　標簽化思維的形成，分為編碼和解碼兩個過程。不難看出，標簽化基本遵循以下編碼路徑：把個案泛化為普遍現象，把偶發(fā)總結為必然結果，把特殊描述為一般情況，把細節(jié)論定為事物全貌。比如，官員都是腐敗的，城管都是暴力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老人都是訛人的……

　　標簽化思維發(fā)揮作用，則是人們對標簽化進行解碼的過程。當一個標簽形成甚至根深蒂固之后，人們就會用這個代表總體印象的標簽，對群體中某個具體個體進行評判。比如，一起普通醫(yī)患糾紛，如果當事者是官員身份，輿論關于官員的所有負面印象，就會立刻被調動起來，壓向當事人。事情的本來面貌，反倒鮮有追問。

　　事實是第一性的，輿論是第二性的。客觀地說，標簽化思維的形成，確有現實基礎。比如輿論場上存在的仇官仇富情結，的確是這個群體中的少數人行為不端、引起公憤形成的。問題在于，個別官員、個別富人的為非作歹，最終卻要所有官員和富人一起買單。無論從認識論角度，還是從社會效果看，都是有害的。

　　回顧若干起輿論熱點的輿情演變，輿論訴諸慣性思維，在事實尚未調查清楚之前，就匆忙評判的現象并不鮮見。各種謠言之所以能夠滿天飛，恰恰也是因為它們“印證”了標簽化思維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輿論效力越來越大的今天，作為輿論參與者，我們每個人恐怕都得冷靜思考一下，該如何克服標簽化思維，該如何保持冷靜、客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