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資料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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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們在生前簽署了表達自己死亡意愿的“生前預囑”，他們能否在某種情況下對自己的生死作出決定？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員、醫學界和學術界人士組成的志愿者正在致力于這項工作，他們建立了專門探討死亡問題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并推出了中國首個民間“生前預囑”文本。
另類委托
登錄“選擇與尊嚴”網站，自愿填寫“生前預囑”，并隨時修改或者撤銷
事情來得很突然。
前不久，在河南公安系統工作的李先生收到了一封另類郵件——他的好友和平(化名)發給他一份“生前預囑”。
總體意思是，一旦自己突發意外被確診為不治并喪失自主意識，委托李先生替自己完成這份文本，說服并要求自己的家人和醫生放棄一切痛苦的醫療搶救措施，讓他有尊嚴地自然死亡。
和平在一家外企工作，常年在北京和河南兩地奔忙，該生前預囑一式三份，另兩份文本分別存放在汽車工具箱內和辦公室。上面有和平的簽名和指印，有其詳細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單位以及全部的聯系方式，共計7頁，五塊內容。很顯然，這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產物”。
這份親情之外的友情委托令李先生“心很沉，責任太大”。他也第一次開始思考自己的“那一天”。
李先生說，和平的姐姐和葳(化名)是洛陽某三甲醫院ICU病房的護士長，最近也給正讀高中的兒子留下了“生前預囑”。
據了解：和氏姐弟的另類做法源于對父親肺癌晚期彌留之際痛苦搶救的感同身受和對一家公益網站的認同。
6月16日，記者輾轉采訪到生前預囑簽署人和平并獲得了復制版的“生前預囑”。
據和平稱：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員、醫學界和學術界人士組成的志愿者在北京創建了首家倡導“尊嚴死”的公益網站，該網站全稱是“選擇與尊嚴”，其發起人是已故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峪平(又名羅點點)和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等人。
全國僅有321人完成“生前預囑”
已經簽署“生前預囑”文本的志愿者，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
在和平提供的這份“生前預囑”文本中，記者看到：該“生前預囑”全稱為“我的五個愿望”，分別是“我要或者不要相關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么對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誰幫助我”。每個“愿望”下有1~11個總計42個細分條目，以打鉤方式填寫。
該文本總的囑咐原則是，如果自己因病或因傷導致身體處于“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持續植物狀態”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種醫療措施，死亡來臨時間都不會超過6個月，而所有的生命支持治療的作用只是在延長幾天壽命而存活毫無質量時，希望停止救治。
在和平看來，在42個選項中打任何一個鉤都需要長時間思考才能最終確定，它確實能幫助家人了解病人本身無法表達的想法，也能使你在身體健康時從容地考慮和安排你的身后事。
記者隨后登錄該網站發現：自今年6月10日起，公民可以登錄“選擇與尊嚴”網站，自愿填寫“生前預囑”，并隨時修改或者撤銷。截至6月21日，該網站已有1294934位訪客，注冊會員是50755人。共計321人完成了“生前預囑”。無論是完成注冊的會員還是已經簽署“生前預囑”文本的志愿者，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
據網站負責人羅點點介紹：率先在全國推出首個“生前預囑”的民間文本，是希望通過“我的五個愿望”，讓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生前預囑”，什么是“尊嚴死”，以及如何通過建立“生前預囑”實現個人意愿，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盡頭選擇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統以保持尊嚴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權利。
“尊嚴死”就是“安樂死”？
安樂死指的是通過注射藥物等措施幫助患者結束生命，而尊嚴死則是一種自然死亡狀態。
那么，“生前預囑”是什么？什么是“尊嚴死”？“尊嚴死”是不是就是“安樂死”？
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是我國著名神經外科專家，曾因奇跡般成功救治鳳凰衛視主持人劉海若而聞名海內外。今年兩會期間，為推廣“尊嚴死”，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凌鋒教授提議在我國成立“生前預囑注冊中心”。“但尊嚴死并不完全是安樂死。”凌鋒說。
臺灣東吳大學陳子平教授曾對安樂死與尊嚴死做了明確甄別，他說，安樂死是通過注射藥物等措施幫助患者安詳地結束生命，是積極的、主動的，帶有協從性質的“助死”，目的是為了結束進入臨終狀態患者的痛苦。而尊嚴死是一種自然死亡狀態，是指對沒有任何恢復希望的臨終患者或植物人停止使用呼吸機和心肺復蘇術等治療手段。目的是減輕肉體痛苦使其處于安詳狀態的一種“等死”，尊嚴死是消極的、被動的，是醫療措施的不作為。
此外，安樂死的死期很明確，而尊嚴死的死期認定并不確定。
這種自然死亡的方式被羅點點們確認是“尊嚴死”。
羅點點們倡導的“生前預囑”也就是建議人們在疾病和生命的終末期、在健康或意識還清楚時簽署一項文件說明，一旦身處不可治愈的病痛末期或臨終時，放棄使用那些只是在延長死亡過程而生存毫無質量的生命支持治療，比如人工呼吸器、心肺復蘇術或喂食機器等，讓生命自然逝去。
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尊嚴死”
很多人能接受自己尊嚴死，給親屬實施尊嚴死卻很難。
6月17日～18日，帶著完整版的“生前預囑”文本，記者連續兩天詢問了20名親友、同事，結果發現：18人表示當自己身處彌留之際愿意接受尊嚴死，20人全部不能保證會在某一時刻決定讓自己的親人尊嚴死。
而“選擇與尊嚴”網站此前也曾開展過一次關于“生前預囑”的調查。在歷時4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重慶共發放12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98份。
結果顯示，談論死亡和臨終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居民中已不是禁忌，目睹過親友臨終不良狀態的人能更積極看待臨終，態度也更積極，醫務人員比一般人更愿意談論死亡。
該結果隨后在學界得到印證，廣州市醫學倫理學會名譽主委、廣州醫學院醫學倫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董玉整教授說，他有一次在社會公開講壇上專題講座尊嚴死問題時，請同意尊嚴死的人舉手，結果絕大多數人舉手，包括年輕人和70多歲的老人。但當他問是否同意給自己的親屬實施尊嚴死時，舉手的人卻不多了。“很多人能接受自己尊嚴死，給親屬實施尊嚴死卻很難。”
董玉整認為，接受“生前預囑”的主要障礙來自心理和觀念。
醫學人士反思醫療救治原則
重視生命并認為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
連日來，記者采訪國內多位醫學專家發現，“生前預囑”的倡導也引發了業內人士對醫療救治原則的反思。
重癥醫學專家、北京復興醫院院長席修明教授說，1990年美國危重癥醫學會和胸科學會先后發表了兩個標志性文件：一是當ICU醫生確認無益時，應當允許停止全部治療；二是病人和病人的代理人有權決定是否治療？
幾乎同時，世界衛生組織也在當年提出3條“緩和醫療原則”：重視生命并認為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痛苦和不適癥的辦法。“這表明，不涉及積極致死行為又給病重和臨終者帶來最大限度舒適的救治原則，正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潮流。”
而在目前的中國，廣東中山大學哲學系翟振明教授說，人們忌諱談“死”，提倡尊嚴死必然會沖擊“百善孝為先”的傳統觀念。我們講“孝”，就是要對父母好，而對父母好的重要標志，就是順著父母的意志做事。那么，為什么我們的傳統做法好像與“尊嚴死”概念不相容呢？
這至少有兩種可能：其一，人們對“對父母好”的理解過于簡單化，認定延長壽命就是對他們“好”；其二，傳統制度性虛偽，把健康人基于自己的考慮解釋成為臨終者著想。
翟教授認為，延長親人“活受罪”的壽命是一種“偽孝”，而死者的“尊嚴”很有可能被歪曲成旁人眼中的“體面”或是親屬的“面子”。
在中國，“生前預囑”還是一個比較前沿的小眾話題。那么，“生前預囑”在現實中能否順利實施呢？(大河報□記者何暉文李康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