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男子陳某某、周某某在喝啤酒時發現酒瓶內有玻璃碴,于是先后七次到啤酒廠索賠。二人不僅拿著內有玻璃碴的啤酒瓶作為證據,而且帶上了起訴書,以上法院起訴敗壞廠家名譽為由,同時以“三鹿奶粉”為例,要求啤酒廠賠償5000萬。啤酒廠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報警,二人被抓。12月2日,一審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分別判處二人有期徒刑1年6個月和1年4個月。

　　在現實生活中,像陳、周二人這樣的消費者買到不合格商品或是遭遇產品責任事故,導致財產、健康甚至生命權利受到損害的情形比比皆是。消費者憤而索賠,本是天經地義,理應受到更多法律保護,為何索賠無果,反而被判有罪?作為一名消費者,我們在維權的同時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索賠還是敲詐?

　　《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施威脅,索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這類行為的基本特征就是使用脅迫手段,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從而交付財物。而脅迫的手段并一定是非法的,比如,在知道對方的行為違法時,以向公安機關告發相要挾而勒索財物,也成立敲詐勒索罪。

　　以此來分析陳、周二人的行為,如果廠家不賠償5000萬,此二人就上法院起訴,敗壞廠家名譽,這種威脅、恐嚇在形式上基本符合了敲詐勒索罪的特征。可以看出,消費者依法維權和敲詐勒索之間,很多時候只有度的差別。

　　維權之“度”

　　那么,如何恰到好處地把握兩者之間的度呢?首先,消費者索賠不能超出權利范圍。如果消費者只是想要得到應有的合法賠償,經營者本來就負有給付賠償的義務,即使其在脅迫下基于恐懼心理交付了財物,也不能說有財產上的損失,消費者自然也不能被定以敲詐勒索罪。在這里,索賠數額成為關鍵因素。

　　依法律規定,如果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雙倍賠償”。如果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導致消費者的人身或其他財產遭受損失的,賠償數額以損失為準。這里的損失,包括了醫療、誤工、傷殘補助甚至精神損害等,雖然不要求絕對精確,但也不能相差十分離譜。陳、周二人喝酒喝到了玻璃碴兒,就要求廠家賠償5000萬,顯然超出了其合法索賠的權利范圍。

　　其次,消費者采取的索賠行動具有必要性。雖然任何一個消費者在索賠時都不會心情愉快,但也應盡量保持心平氣和,以理、以法服人。遇上蠻不講理的經營者,消費者表示將采取其他手段,比如向工商局舉報,向媒體曝光,向法院起訴等等,來迫使經營者賠償,往往是維權的有效途徑,屬于合法的索賠方式。但如果消費者主觀意圖不是為了彌補自身損害,而是為了非法占有,如此“維權”,就成了以索賠為名,行敲詐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