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遇害，我們當譴責作惡，也要將其拉到法律與道德的框架下審視，別讓追責變成找人背鍋，更別讓惡在責任含混中于輿論鏡頭下“虛焦”。

　　這兩天，“空姐深夜搭順風車遇害”事件引發(fā)廣泛關注。這是讓人痛心的不幸，這是物傷其類的人間悲劇：受害者芳華正好，卻因辣手摧折而驟然凋零，于其父母，是“中年失女，其悲孰甚”，于整個社會，也是文字描不出的痛。

　　如今，空姐失聯(lián)前稱“遇到變態(tài)”、作案司機身上攜有兇器等案情細節(jié)漸次浮出。滴滴方面已為此公開道歉，并懸賞百萬尋疑兇，鄭州警方也通報疑兇逃亡軌跡，正展開搜捕。

　　我們希望，這起案件能以對作惡者嚴懲不貸、對受害者家庭妥帖善后的方式收場，更希望類似悲劇少些、再少些。

　　在網(wǎng)上，對“誰擔其責”“如何避免”等問題的討論，也涵養(yǎng)著此事的輿情熱度。亡羊須補牢，對于防范、追責的探討也是規(guī)避悲劇重蹈的前提，但任何追問與反思，都應盡量秉持“正確的打開方式”，既不失位也不跑偏。

　　但眼下，輿論圖景有些“復雜”，需要辨明。

　　比如，有人憑著個案臧否網(wǎng)約車這種業(yè)態(tài)，貿(mào)然得出“網(wǎng)約車比出租車更不安全”的結論，就有失偏頗：這并沒有統(tǒng)計學上的數(shù)據(jù)支撐，且從理論上講，網(wǎng)約車把司乘兩端給數(shù)據(jù)化，這無法確保事中可控，卻確保事后可追蹤，而能追蹤就意味著多了一道制衡舉措和安全屏障。

　　又比如，已有截圖顯示，似乎有涉事平臺的競爭對手找大V發(fā)稿，借此個案將批評方向引向“該平臺涉嫌壟斷”。借機搞黑公關，有違商業(yè)倫理。

　　指人壟斷，可拿出其非正當競爭或建立排他性進入門檻方面的證據(jù)，而不是拿極端個案說事。

　　就是非論是非，而不是將是非之辨扔到一鍋情緒漿糊里，被攪混水、潑臟水牽著鼻子走，是討論的基本法則。

　　在此事中，涉事平臺方面也很難避開網(wǎng)民打量：在譴責個人作惡之外，作為平臺方的滴滴，進入責任歸咎的射程，幾乎難以避免。

　　平臺該擔何責?學者魏武揮就對此作了分析，大致意思就是，平臺型企業(yè)長期以來遵循的是避風港法則，也就是平臺中立，但后來普遍被接受的“避風港法則”開始向“紅旗法則”遷移，也就是說，平臺方面在應發(fā)現(xiàn)而未發(fā)現(xiàn)違規(guī)或明知卻偏故意縱容的情況下也要擔責。

　　讓平臺 有條件地擔責，指向很明顯。就制止違規(guī)乃至作惡來說，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技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性問題，換句話說，技術只能盡量減少而非杜絕作惡。

　　即便如此，平臺也不能以此為由不擔責，而應朝著“向‘杜絕’靠近”的方向努力。道理很簡單：惡徒是無法杜絕的，我們制度和社會要做的，就是竭力壓縮他們作惡可鉆的空子。

　　之于平臺，不能為“惡”作倀自然是底線，盡力減少人作惡的機會則是責任。但這份責任不是無責也不是無限責任，拿網(wǎng)約車平臺來說，法律已框定了其法定責任區(qū)間——那就是盡到“安全保障義務”。

▲滴滴百萬懸賞尋找嫌疑人。

　　在眼下這起空姐遇害案中，很多法律學界、業(yè)界人士有很多說法算是共識：對平臺方而言，它必須盡到對人、車的信息審核義務，這包括對接入的司機端的三證(身份證、行駛證、駕駛證)驗真，甚至對有醉駕毒駕、性犯罪前科或職業(yè)污點等的背景篩查，也包括對乘客的嚴格實名制驗證，若未盡到驗證之責或驗證結果有誤，則理應承擔補充責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法律之上是道義，就算沒有法律責任，平臺也有義務協(xié)助警方破案，也有道義補償?shù)纳鐣�責任�?/p>

　　從目前已確認的信息看，滴滴方面確實有對作案者的證件審驗，且查驗的信息屬實，后者也并無犯罪前科。要承擔的，也更可能是道義補償。

　　但這并不意味著其無過：在懸賞的過程中，滴滴作為平臺公布嫌犯身份證號碼、電話等，雖是出于好心，但畢竟是嫌犯而非罪犯，滴滴更適合將這些信息提供給警方，懸賞鼓勵公眾為警方提供線索，而非自己站到第一線。

　　空姐遇害案，是一起悲劇，也是一起惡性刑事案件。對此我們當譴責作惡，也將其拉到法律與道德的框架下審視，別讓追責變成找人背鍋，更別讓惡在責任含混中被“虛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