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5月13日電(記者 鄒偉、劉菊花)53歲的石家莊市民王先生不久前遭遇重大損失：一個詐騙電話，騙去他150多萬元。直到警方破案，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住址、銀行賬戶等早已被犯罪分子掌握，以至于“電話打進來，能直接說出你的許多個人信息，根本想不到這是詐騙”。

　　當前，公民信息泄露已成社會公害，除了被不正當地用于商業活動外，也為詐騙、綁架勒索、暴力討債等多種犯罪開了方便之門，給群眾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帶來巨大隱患。現階段，人們普遍關心的是，怎樣才能保護個人信息？

　　專門立法前的新考題

　　當前，我國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到底有多嚴重？公安機關近日開展的一次全國性集中行動給出了答案——近2000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獲，44個非法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源頭”被挖出，破獲刑事案件3000余起。

　　面對嚴重的個人信息泄露，加強打擊刻不容緩。同時，各界要求對此進行專門立法的呼聲也日益增多。

　　據了解，我國目前有幾十部法律法規涉及個人信息保護，但內容分散、層級偏低。“缺乏系統、具體的法律規定和技術措施，顯得十分乏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說。

　　放眼世界，一些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較好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等，一個共同的做法就是制定專門的法律作為保護依據。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云指出，我國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最終也是要通過專門立法，界定個人信息保護范疇，建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完善信息安全監管機制，明確法律責任和追責標準。

　　然而，自2003年就已開始醞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立法之路已近十年，由于多種原因，目前還未進入立法程序。遠水難解近渴，在有關法律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遏制當前利用個人信息違法犯罪的勢頭，是一個新考題。

　　堵住信息外泄“源頭”是當務之急

　　胡某是四川成都一家非法調查公司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在近日落網之后，記者對他作了采訪。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是胡某可能面臨的刑罰，這還有一個前提——“情節嚴重的”。過低的違法犯罪成本和豐厚的獲利，讓不法分子不惜以身試法。

　　胡某的犯罪行為，只是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利益鏈條的一環。他所掌握的個人信息，來自于網上的眾多“上家”。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廖進榮介紹，這種利益鏈條的構成為：泄露信息的源頭→買賣信息的中介平臺→從事非法調查、暴力討債的犯罪組織，每一個環節均有利可圖。

　　從案情上看，警方認為，只要堵住信息源頭，這種“生意”就沒法做了。

　　廖進榮告訴記者，已被挖出的“源頭”中，大都是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和部門的“內鬼”，涉及電信、銀行、工商、民政、公安、航空、保險等多個行業和部門。

　　還有證據顯示，倒賣信息行為在一些行業內部已成“公開的秘密”。個別企業或機構的內部監管流于形式。

　　“有如此龐大多元的信息供給源頭，侵害個人信息違法犯罪才會呈現泛濫的態勢。”廖進榮說，從源頭上進行打擊和治理，是當務之急，必須對有關行業和部門進行有效約束和監管，對整個利益鏈條進行釜底抽薪。

　　行業監管和問責可先行一步

　　連日來，一些被曝光的單位、部門陸續開始采取整改措施。例如，中國移動(微博)相關負責人日前表示，針對用戶信息保護鏈條長和環節多的實際情況，中國移動已經成立專門機構強化管理，發布并實施了嚴禁泄露或交易客戶信息等“五條禁令”，并制定了《客戶信息安全保護管理規定》等10余項制度，對客戶信息產生、傳輸、存儲、處理、消除的各個環節進行嚴格監管。

　　對此，不少專家予以肯定。他們表示，對于個人信息保護來說，需要國家立法、有關單位和部門自我監管及與行業監管的協調配合。在法律尚未出臺的情況下，相關單位和部門的自我監管及行業監管應該先行一步。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儲槐植表示，一是要增加非法獲取信息的難度和成本；二是要增加信息泄露者被查處的風險。

　　何家弘認為，如果是一本萬利，而又有很大的可能不被發現，“內鬼”就會越來越多。如果獲得信息要經過的環節多、難度大、成本高，而且一伸手就會被捉，就不會有人鋌而走險。

　　相應的問責機制也應同時發力。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訴訟業務委員會主任錢列陽建議，有必要在既有法律框架下，盡快建立一個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處罰體系，同時進一步明確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這兩部分的追責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