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體報道，近日，《收獲》雜志編審、文字工作者葉開向語文教材的編寫開炮，提出“在孩子最需要讀到最好的作品的時候，請不要給他們制造垃圾”，“別的省份我不知道，上海我是已經(jīng)調(diào)查得非常清楚了，這些編者在這方面的水平相當差，是那種區(qū)教育局的教研員。他們編教材，編寫者就得到了編寫權(quán)，然后轉(zhuǎn)包給另外一個人，這另一個人就拉著一些其他人東拼西湊編成了一部教材。”

語文教材，絕非將幾篇課文串起來，再弄幾道思考題就可以。它要求編寫者高屋建瓴，有深厚的文化意識，有純真的精神家園意識，有文化思考力和判斷力，在給孩子提供優(yōu)美文本的同時，更讓孩子得到美輪美奐的精神熏陶、樸素莊重的情趣感染，讓語文教材成為孩子的“文化、情趣導師”，讓孩子成為熱愛生活的人。此外，教材還應“不只培養(yǎng)兒童識字書寫的能力，在生活情意上，更負有重大的開發(fā)責任”，如果過分強化訓導，成為政治道德的規(guī)訓讀本，孩子不僅會失去對生活情意的發(fā)現(xiàn)、感知能力，日后則容易成為低俗的文化追求者。

近段時間，民國老教材頗受歡迎，“在國文中多少能找到一點生活情意的發(fā)現(xiàn)”，比如莊俞先生編著的《商務(wù)國語教科書》，其間有“惜物”、“友愛”、“睦鄰”、“儲蓄”、“合群”、“濟貧”等傳統(tǒng)道德觀念，還有“燕子”、“蝙蝠”、“采桑”等博物知識穿插，有文采，有趣味，有知識，無教訓導氣，有親切韻味，是一種美好的人文和詩意熏染。

如今的教材編寫轉(zhuǎn)包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編者的文化素質(zhì)、人文素養(yǎng)，已降低到不加要求的程度。當下，一線的語文教研員不乏高水平者，但更多教研員和語文老師駕馭文字的能力卻并不高，讓他們當孩子們的“語文廚師”，優(yōu)美的文章被弄成“任意肢解的政治說教”，一些語文教材成了“文化教育豆腐渣工程”，勢必給孩子造成精神和文字誤導。

語文教材不應成為編委們評職稱的“科研成果”，理應提高其編寫門檻，加大文化含量和人文本位要求，并將其提升到文化和教育使命的高度來認識。教材編寫者應多元化，不僅有文化能人，還應有心理學專家、社會學專家、科學家等，提升教材的綜合人文含量；應最大程度淡化語文教材的說教色彩，代之以文本熏陶，須知，美好文本中本就飽含充分的道德、精神資源。(耿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