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林經手調解的案件當事人大部分是農村消費者，他們在自己的消費權益受到侵害后，維權的難度很大。舉個例子來說，農民在種子公司買到了假冒偽劣的種子，劣質種子種下地，在農作物成熟后勢必會出現減產而損害農民收益。如果農民找商家索賠，需要請專家或專業技術人員來到田間調查鑒定，拿到有關部門的鑒定書后才可能獲得賠償，但昂貴的鑒定費用往往是農民無法承受的。如果是異地侵權案件，維權的困難則會更大，除地方保護主義的阻撓外，農民在維權過程中產生的交通費、食宿費、鑒定費等一系列費用都要自己掏腰包。這就造成了維權成本太高，迫使農民不得不放棄權利。

　　同時，農機具、建筑材料、農藥、化肥等農民生活中使用頻率較高的物品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因舉證費用不菲，其索賠的難度也相對較大。

　　此外，因農民相對缺乏醫藥常識，有些農村衛生室和小診所出售假冒偽劣藥品及種種欺詐行為，很容易誘使農民被騙，輕則起不到治療效果，重則將人致殘甚至致死。“現在，因農村的青壯年大部分都外出務工，農村留守的以老年人和兒童為主。老人病痛多，使打著‘下鄉送藥活動’幌子的騙子異常猖獗。”吳石林憂心忡忡地說。

　　隨著家電下鄉活動的啟動，農村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空間日益凸現。這不僅吸引了許多商家的目光，還牽動著不法分子的嗅覺。對此，吳石林提出建議：第一，農民在對直接用于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和農村建筑材料進行維權時，采取誰銷售誰舉證誰代付費用的原則；第二，建議相關部門加大對農村醫藥市場的監管力度，嚴厲打擊送假醫藥下鄉的活動。（本刊記者 李穎）